10年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攻陷一个又一个经济体，协调政策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就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央行官员们率先采取行动，他们在2008年10月商定进行协同的降息，并建立美元互换额度，以保持流动性流入市场。

但是，就连传统上在联合行动方面动作迟缓的政府也在猛醒后采取行动。作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回应而成立于1999年、由大型经济体组成的20国集团(G20)，此前作为一个严肃的政策制定论坛在很大程度上死气沉沉，只是各国官员们（往往是低级官员）的一个清谈俱乐部，基本上没有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相反，由富裕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曾扩大成为八国集团，纳入俄罗斯，但在后来驱逐了俄罗斯——试图成为世界经济的指导小组。但各方始终有一种感觉（尤其是随着中国和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占据世界经济的更大份额），即这种格局缺乏真正的合法性。

当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迫切寻求国际治理工具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抓住G20，利用2008年11月的会议将其提升为各国政府首脑的峰会。2009年4月，G20受到更大的关注。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伦敦主持一场G20会议，其间作出一系列精心打造的宣布，至少给人留下一种集体回应的印象。

不幸的是，就像许多危机时代的措施一样，一旦恐慌消退，合作的动力很快减弱。2008年11月，G20国家承诺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防止退回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孤立主义。然而，不到36小时后，俄罗斯就提高了汽车关税，G20其余成员国也纷纷效仿。

没错，在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这个论坛确实在推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自那以来，它的影响范围被证明有限。成员国政府显然已得出结论：该集团没有发挥足够强大的作用，不足以协调或者激励他们在不顾国内选民的情况下坚持遵守国际规则。

例如，在2008年危机发生几年后，美国试图利用该论坛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而不是为了促进出口而干预外汇市场。然而，此举最终不了了之，部分原因是同为G20成员国的德国抵制这样的规则，部分原因是这个论坛难以驾驭。

就这样，尽管G20在指引各国协调国际经济政策、顶住本能直觉和国内利益方面记录并不那么好，但该集团仍将试图解决或许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贸易冲突。美国和中国不仅直接对抗并实施针锋相对的关税，而且迄今被证明几乎完全抵制利用任何多边论坛来调解争端。

美国加入了与日本和欧盟的三边倡议，旨在敦促中国改革其补贴，减少强制技术转让，并在其他方面改革经济。但美国显然对这个过程很快就能取得成果没有太大信心。

类似地，美国还加入了由几个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技术转让向中国提起的诉讼。但特朗普政府对世贸组织本身的尖锐批评——美国正在阻止该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任命新的法官——清楚地表明，为了表明立场，它不惜让多边机构凋零甚至消亡。

白宫对这类论坛的蔑视，11月早些时候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该组织或许符合“清谈俱乐部”的标准定义——峰会上表露无遗。美国不仅只派遣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出席这个政府首脑会议，而且美中之间的贸易分歧导致亚太经合组织有史以来首次未能发表联合公报。中国反对公报草案所提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觉得自己被单挑出来。

G20能够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更好调解的可能性很小。特朗普政府本能地厌恶——在某些情况下完全蔑视——经济领域内外的多边机构。例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猛烈批评了联合国以及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等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G20还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吗？

当然，如果美国和中国决定达成某种交易以结束或至少减少贸易敌对行为，G20也许能为两国提供一个宣布达成交易的平台。毕竟，特朗普真的喜欢宣布交易。但是，如果期望峰会上其他国家的存在实际上有助于推动这样的交易，那就太一厢情愿了。

译者/和风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