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实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阿根廷当地时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于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暂缓加码惩罚性关税、重启贸易谈判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一信号标志着中美贸易博弈步入下半场，四方面的核心转变有望渐次到来。第一，博弈格局由“闪击”变为“相持”。特朗普“极限施压”策略或将有所收敛，中美经贸关系有望呈现“短期压力缓和、长期博弈延续”的新格局。第二，博弈方式由“全面”偏向“精准”。大范围贸易制裁加码的可能性边际下降，有望改善全球复苏信心，但是部分领域的贸易博弈预计仍将阶段性起伏。第三，博弈维度由“双边”升至“全球”。中美经贸谈判有望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同步推进；加速多边平台的升级优化，将为双方斡旋提供新的空间和抓手。第四，博弈对策由“应变”转为“自强”。随着谈判窗口的开启，中国破局的关键，将转向以自强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根本。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锐意进取，有望夯实中国在博弈长跑中的力量基础。总体而言，在博弈下半场，中美双方有望更加理性地处理大国竞合关系，跨越短期贸易冲突，重塑长期利益纽带，从而逐步引领全球经济重返开放包容、协同复苏的良性轨道。

第一，博弈格局由“闪击”变为“相持”。我们认为，2018年3月至11月可以视为本轮中美经贸博弈的上半场，其基本格局是时间空间之争。特朗普政府利用税改红利打开政策时间窗口，瞄准中国改革阵痛的政策空间短板，采取“极限施压”的闪击策略。由此，三轮贸易制裁计划骤然发难、层层加码，试图短期内一举逼迫中国就范。但是，10月以来，中美博弈格局发生双重改变。一方面，美股市场多轮振荡，IMF大幅下调美国经济预期，以及汽车龙头企业推出大规模裁员计划，均表明这一策略正在反噬美国自身。11月28日，美联储首份金融稳定报告亦警告，贸易摩擦升级预计将引发金融市场风险。受制于反噬效应，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举措难以进一步极端化。本次G20峰会的中美“破冰”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另一方面，中期选举之后，遏制中国长期崛起、维护美国领先地位，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特朗普政府前期针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布局，例如“印太战略”、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美欧日联合声明等，仍在继续发酵、伺机而动，“经济铁幕”的真实威胁将长期存在。因此，本次G20峰会之后，中美经贸博弈将进入下半场，双方告别一蹴而就的幻想，直面长期相持的现实，进而形成“短期压力缓和、长期博弈延续”的新格局。

第二，博弈方式由“全面”偏向“精准”。在上半场，为配合“极限施压”的闪击策略，特朗普政府主要采取大范围加征关税的“全面摩擦”举措。但是，从长期历史视角来看，与对手的经济实力差距和利益纽带，才是美国选择大国博弈方式的根本依据。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相对于前苏联，美国握有约21%的经济优势，并位于截然对立的阵营，因此采用“全面冷战+经济封锁”的极端方式，拖垮前苏联经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相对于日本，美国经济优势收窄至约14%，同时双方经贸纽带加强，因此博弈方式降维成贸易层面的“全面摩擦”，迫使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和“结构协议”。当前，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优势已降至10%以内，且双方互为最大、最具潜力的市场，决定了“全面摩擦”的长期成本将超出双方承受能力。这也是反噬效应迅速强化、特朗普政府暂缓步伐的根本原因。展望未来，在G20峰会后的下半场，美国虽然不会轻易撤回已落地的贸易制裁，但是也较难进一步大幅加码“全面摩擦”。尤其是第三轮贸易制裁（2670亿美元）预计将推动双方痛感呈指数型跃升，因而并非政策首选，落地的可能性较小。相反，美国的博弈发力点更有可能偏向“精准打击”。其目标将聚焦于科技研发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其手段可能包括大幅加征新兴产业关税、阻断技术转让、限制人才流动、冻结核心企业和机构海外资产等，以图“低成本、高效率”地遏制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有鉴于此，中国相关产业亟需保持警惕、未雨绸缪，及时针对关键的企业、技术、资产和人才构建缓冲保护措施。

第三，博弈维度由“双边”升至“全球”。作为2008年以来全球政策协同的核心平台之一，G20领导人峰会在诞生十周年之际，一方面为中美“破冰”对话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迁就于美方立场，在会议公报中罕见地删去了反对保护主义的措辞，与稍早发布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公报相偏离。这一喜忧参半的信号表明，除双边关系外，G20、WTO、IMF等多边平台亦将成为本轮中美博弈的关键舞台；除自身利益外，中美经贸博弈、全球化进退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亦将相互绑定、彼此牵绊。受此影响，在本轮博弈的下半场，两大全球性挑战亟待纳入中国的战略考量。一是特朗普的“示范效应”。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中的意大利、德国、英国，还是新兴市场中的巴西、墨西哥，新一轮民粹政治势力涨潮正在瓦解传统的政策理性。作为民粹强权的代表，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尝试，无疑为其他民粹领袖树立了“榜样”。对此的政策效仿预计将在2019年逐步显现，从而削弱全球多边主义共识，并进一步为特朗普解开外部束缚。二是全球治理的“三岔路口”。2016年至今，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岛主义的反复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弊端尽显，再压上特朗普极端反全球化的“最后稻草”，现有体系已行至非改不可的关口。展望未来，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改革可能走向极端对立的两条路径。第一条是屈从于美国“退群”威胁，将经贸金融问题泛政治化，扩大为规则、制度和文明的冲突，最终导致全球价值链的离散化和政策选择的阵营化。第二条是优化争端解决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符合自身贡献的话语权，从而制约部分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推动全球经济回归开放包容、协同复苏的轨道。有鉴于此，在中美博弈的下半场，不谋全局则难谋一域。如何用好多边平台伸张合理诉求，避免陷入“经济铁幕”包围之中，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方向，将成为中国亟待解答的新问题。

第四，博弈对策由“应变”转为“自强”。如果说本轮中美经贸博弈的上半场是时间空间之争，那么下半场则是结构改革之赛。在上半场，面对美国“极限施压”的闪击策略，中方对策以应变为主。对外，通过对等推出惩罚性关税，加速激活保护主义对美国的反噬效应，缩短其政策时间窗口；对内，政策重心阶段性偏向“稳增长”，通过政策腾挪，挤出舒缓冲击的政策空间。在下半场，伴随博弈的长期化、精准化和多维化，中美各自结构性改革的定力、速度和深度，将决定这场博弈长跑的优胜者。有鉴于此，中国破局的关键，将转向以自强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根本。

对内而言，在2019年政策托底“稳增长”之际，新一轮改革深化仍需锐意进取。一方面，重点突破利益藩篱，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这不仅有望从根本上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优化中国经济结构和微观活力，亦有助于营造“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削弱发达国家施压中国的着力点。另一方面，深入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改革，全力突破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加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同时平等保护外资企业的专利技术，进一步减少技术交流的外部阻力。

对外而言，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亟待因势利导，“点面结合”地将外部压力转换为发展机遇。“点”是稳步有序扩大汽车市场和服务业开放，推广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应用，与全球共享中国机遇，与美国拓宽利益纽带。“面”是积极深化与欧洲、日本、印度等主要非美经济体的双边合作，主动改善周边地缘政治关系，通过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等工具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使中国经济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的“朋友圈”越是广泛、坚韧，中美“脱钩”对美国经济的反噬就越强，因而越能够在长期博弈和谈判中，阻止美国对华政策的再度极端化。

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钱智俊为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来源：首席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