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利普·罗斯2006年的小说《凡人》中，主人公“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字，他来到已故的父母墓前，偶遇了一个掘墓人，后者正在一点点雕琢新墓地的边边角角。主角惊讶万分，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坟墓是挖掘机的杰作。两人聊了起来，掘墓人擘两分星地讲述工作的种种细节，神情里透着骄傲。后来主人公得知，眼前的男人正是为他父母掘墓的人，不仅如此，很有可能下一个主顾就是自己。这位掘墓人直白的语言让他精神抖擞，重新发现了人生终结的新意义。“我想要感谢你，”他对掘墓人说，“这是给老年人最好的一课，没有人能比你的启发更具体了。”

对死亡产生的超意识还往往是疾病爆发的前兆。许多讲述大流行病的作品——比如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记事》、加缪的《鼠疫》和罗斯的《复仇女神》（Nemesis）——都关注到了死亡及其对生者产生的影响。罗斯在《凡人》中得出结论，如果死亡的过程能通过人的交流，层层展开，化繁为简，其实不失为一种好的教育，受益者不仅是老年人。这样的对话交流是不是一定要在一坨坨翻松的地表上，在散发着清新泥土气息的空气中，在死亡的边缘开启呢？实际上，配着蛋糕与茶，欢声笑语讨论死亡并不是天方夜谭，甚至更值得推崇。这就是“死亡咖啡馆”背后的概念，旨在让人们打破文化禁忌，在这个空间里获得一种社会特权，光明正大地探讨死亡这一生命必经的体验。

英国人钟·安德邬（Jon Underwood）实践了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瑞塔兹（Bernard Crettaz）在2010年作品《死亡咖啡馆：让死亡不再冷寂》（Cafés mortels: sortir la mort du silence）中提出的理念，不断迭代，出现了今天的死亡咖啡馆活动——非正式聚会。在这里，除了让人们了解死亡、正视死亡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死亡咖啡馆不提供心理辅导，也不承办悲伤的讲座，更没有什么具体的宣传议程。他们自称，咖啡馆的目标，只是简单地“提高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从而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命”。

死亡咖啡馆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欢迎并不是一件奇事。即便是新冠疫情之前，各国政府就已经面临着人口特征变化带来的社会挑战。流行病学趋势表明，现代人死亡年龄更晚，而且年老垂死的状态持续更久。内奥米·理查兹（Naomi Richards）博士曾在2018年联手惠康基金会第一次对死亡咖啡馆进行了全球性的研究。理查兹表示，“政府和决策者都必须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以及伴随的临终关怀需求。”各国政府都在呼吁个体、社区和机构不同层面的积极准备。理查兹认为，“死亡咖啡馆的概念似乎与许多国家的官方政策形成了共振，鼓励通过对话帮助人们更好地规划死亡。”

死亡咖啡馆活动传单

通过交流来提高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度，这个概念已经流行起来。9年间，72个国家里举办了11000次死亡咖啡馆活动。理查兹的研究发现，“死亡咖啡馆活动已经从英国传播到了北美、欧洲、亚洲、南美和非洲。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这些活动有的是由移民发起，有的则是由与盎格鲁文化关系密切或者刚从英国返乡的人组织的。”

随着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死亡（以及如何避免死亡）成为了全球共同话题。可以预见，许多国家的话语会围绕战斗展开——死亡率、致死率、就近避难、封锁。社会成为了战场：医院是前线，家庭是我们避难的战壕和散兵坑。这场战斗中有着明显的胜者和输家——胜利意味着确诊新增人数曲线拉平，规避死亡，最终目标始终是零死亡。然而，要求整个社会实现都实现这一目标不切实际的，即便是“已经根除”的疾病，零死亡率也是不可能的——2019年，疫苗引起和野病毒导致的脊髓灰质炎共有500例，而鼠疫每年都要夺走650多条生命。一味追求避免死亡、忽略对话，只能进一步加剧死亡对生活的影响。

避谈死亡和否认死亡的现实几乎没有区别。文化考古学家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拒斥死亡》警告说，“（无视死亡）主张了人们对贪欲和权力的追求，在社会秩序的中心埋下了非人道的种子。”贝克尔认为，这种忽视带来的后果不只有拖延症，还让那些有利可图的医疗公司和个人趁虚而入，掌控了人们死亡的方式，以及对“好的”死亡的想象。名牌棺材、葬礼套餐和临终在床边提供指导的医生都是其产生的副作用，这也正是死亡咖啡馆活动试图消解的。

死亡咖啡馆活动搬到线上究竟效用如何，还有人抱着怀疑态度。格拉斯哥大学临终研究小组的研究员索尔韦加·齐百特（Solveiga Zibaite）指出，一次成功的死亡咖啡馆活动的必要因素，诸如自由流动、公开讨论的空间，在线上环境可能很难实现。但线上死亡咖啡馆依然十分重要，填补着我们疫病流行时的裂隙，让我们重拾死亡的主权。

死亡咖啡馆活动现场

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对难以避免的结果的掌控力越来越强了。没有人喜欢死亡，特别是感染新冠，在亲人两隔的痛苦中死去。但这是难以避免的，即便技术再怎么发展，也难以逾越这一障碍。新冠疫情提高了我们对死亡和生命脆弱性的集体认识，但也让我们更珍惜生命，渴望克服这一不可避免的魔咒。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刷新着摇摆不定的统计表，看到死亡率数字和死亡人数，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没有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我们忽视死亡，或者将其视作敌人，从而将其病态化，成为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口中的“啃噬我们日常快乐源泉的蠕虫”。

理查兹认为，我们的社会终究还是有可能实现死亡咖啡馆活动在过去近十年中所倡导的概念。“从文化上入手，尝试引发人们对主流健康保障机制之外的死亡产生共鸣，这种努力最终承受着巨大的趋同压力。这样的文化干预可以同时存在于主流卫生体制中，也可以保留在其外。”

在理查兹看来，死亡咖啡馆是一个“谈话革命”，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开始重视死亡主权的集体需求，并且有所行动了。通过公开对话，也许我们可以消除对死亡的病态仇视，并且认识到，接纳死亡并不等于鼓励赴死。

古往今来，死亡这种既普通又因人而异的经历都深埋在人们的情感中。从十五世纪的道德剧《世人》（Everyman）中，我们找到了英语戏剧中最瞩目的台词之一：“噢，死亡，当我最不经意的时候，你悄然来访。”死亡咖啡馆活动的主旨是减轻死亡的惊吓，通过交谈，让死亡禁忌转变为一种人生体验。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