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日报 Shannon

鉴于美国宪法规定中特赦令的涵盖范围之广，许多评论家猜测，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其任期结束时大肆发放特赦令，来赦免他的家人在其执政期间，所犯下的任何以及所有的联邦罪行 —— 虽然令人厌恶，但却合法。

但事情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一个重量级的案例，使特朗普无法在宪法上为他的孩子们开脱。

尽管宪法中明确的表示 —— 全面地授权总统“对危害美国的罪行给予赦免和宽恕”—— 但并不意味着包括所有事情。特赦令不能被解释为允许总统犯罪，或在行使它时违反宪法原则。例如，他/她不能决定只有特定种族群体的成员可以被赦免，或是出售缓行让价高者得。

特赦令并不包括自我赦免。司法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在1974年就确定了这一点 —— 当时有人担心尼克松总统可能会在水门事件中尝试赦免自己。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结论是：自我赦免将违反宪法中所蕴含的英美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 即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的任期内充当法官。如果不这样规定，那么总统就可以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一原则显然也适用于特朗普对自己家人的赦免。包括考虑赦免伊万卡-特朗普、她的丈夫贾里德-库什纳和小唐纳德-特朗普。他们的命运与家族财富息息相关，所以，很可能会为了特赦令自洽而稍稍模糊1974年所提出的法律顾问意见。

克林顿总统确实赦免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小罗杰-克林顿的藏毒和贩毒罪名 ——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举动，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但克林顿的赦免远没有特朗普家族的赦免那么麻烦。因为当时的罗杰已经服刑，并对他在生活中的苟延残喘表现出了悔意。

根据司法部的指导方针，这些因素是总统特赦令的先决条件。当然，特朗普在批准特赦令和减刑时，经常无视这些准则，特别是对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亚利桑那州警长乔-阿帕奥和竞选亲信罗杰-斯通的赦免。

克林顿的特赦令还衬托出，特朗普对家庭和朋友的宽大处理方式上有另一个根本问题 —— 赦免的目的是作为对特定罪行的怜悯。它们针对的是罪行（罗杰的毒品犯罪），而不是犯罪的人（罗杰本人）。

然而，特朗普的孩子们并没有被指控或被指出犯有任何危害美国的罪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失误，悔恨和接受惩罚等赦免要求，主要是在具体犯罪的情况下才有意义。18世纪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对英国基础法的评论启发了美国建国者，他曾这样指出：“赦免所有重罪但并不能赦免定罪”，罪行“必须被特别指出”。

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外，即人未犯罪却先被赦免 —— 福特总统对尼克松的特赦令。那次赦免并没有与任何具体的事件挂钩。相反，它所全面涵盖的罪行，有些可能尼克松总统已经在其任期内犯过了。

福特的行为比克林顿的特赦令更具争议，很多人认为这可能导致他输掉了1976年的选举。有人将此作为特朗普可能正在考虑的普通“家庭特赦令”的潜在理由，但不清楚它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法律先例。毕竟，特赦令从未经过法院审查。但那次特赦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明显地鼓励了福特，用他的话说：它结束了“水门事件”这个“漫长的国家噩梦”。

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标志性特征，是他对公众目标的彻底漠视。他的赦免也是如此。他为了一己私利而发布特赦令 —— 给他的亲信、他自己，还有可能是他的孩子们做挡箭牌。这些赦免对于法治来讲是扎心的，并没有实现仁慈施政所应该达到的，更广泛的目标。目前，对特赦令的合理解读，并不支持给特朗普的孩子们发一打免罪金牌。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