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日报 Shannon

2018年1月的一个周六的晚上，纳迪亚-瓦莱里在伦敦西部参加了一位即将结婚的朋友的聚会，当时她失去了一个小时的记忆。

据她回忆称，在伦敦东部的一个乒乓球场点了一杯朗姆酒后，她与新郎和他的朋友一起打乒乓球，再后来的一切都是空白的。“我当时完全昏了过去，”瓦莱里说，“我的生命中大约有一个小时是没有人能够说明的。”

当37岁的瓦莱里恢复知觉时，她已经瘫倒在酒吧前的一张桌子上。她后来发现自己的大腿内侧有淤青，腹股沟处的疼痛一直延伸到脊柱。“我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断断续续地说。

她说话小心翼翼，试图在抑制过去三年来破坏她生活的愤怒。她决定放弃作为性侵犯幸存者的匿名身份，分享她的故事，并强调，伦敦警察局没有调查她的案件。

瓦莱里的经历听起来像是一个关于如何不调查性侵犯案件的教程 。“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她的律师德尔蒙特表示，“以这种方式对待受害者是非常典型的做法。”

在她被袭击的第二天，瓦莱里就报了警。即使在今天，当她解释男警官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时，她仍然感到难以置信：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总是看到此类的案件增加。

她说：“他们甚至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告诉我要去做检查。什么都没有。”

调查变得越来越糟糕。在没有警方介入进行法医检查的情况下，瓦莱里与她的家庭医生预约了尿液检测。她被送到医院进行药检血液测试，但这并不能确定药物中的所有化学成分。

次日，星期二，瓦莱里再次报警，警方派出了两名女警官到她家，花了七个小时讯问她，提取了棉签和尿液样本，并收集她那晚所穿的衣服。

他们为瓦莱里指派了一名受过性犯罪调查（SOIT）培训的官员。“她本应到我家来，但她却只是打了电话，”瓦莱里说，“她问我的第一件事是我穿着什么？我准备好让人拿走我的手机了吗？我是否准备好了与陪审团辩论，以证明这发生在我身上？”

瓦莱里感到惶恐，觉得自己无法呼吸。当她恢复平静后，她在家中对这名官员说：“我不认为，对受害者的羞辱和指责是我想听到的第一件事，因为这已经是犯罪发生后的好几天了。”

“从伦敦警察局听到这句话真是令人厌恶，尤其是这个部门是专门为强奸、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设立的。”

晚上11点，瓦莱里在没有警察护送的情况下被安排去了性侵犯参考中心“The Havens”。她进行了5个小时的侵入性测试，但警方并未将样本送去做毒理学报告。

此外，警方最初告诉瓦莱里，他们并没有得到酒吧里有关于她的闭路电视录像。他们多次被告知，授权管理录像的经理不在，他们必须再来。最后，警察在酒吧留下了一个USB硬盘，并要求经理将录像存入其中。

“（酒吧称）当他们试图下载时，那段时间的录像被随机删除了，”德尔蒙特说，“警方无法查出它是如何被删除的。”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永远不会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瓦莱里说，“我想说很多脏话，因为他说得好像他不在乎。他似乎并不明白其中的严重性和影响。”瓦莱里认为警方从未想过要继续调查。她认为：“他们试图让我放弃整件事情。”

律师德尔蒙特表示：“没有人说调查性暴力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你必须积极主动地支持受害者，可是他们并没有。根据我的经验，这很普遍。有些机构不愿意追究这类案件。”

“由于警方的失败和缺乏积极主动的调查，瓦莱里永远不会知道是谁袭击了她，”德尔蒙特补充道，“在她被袭击前能接触到其饮料的人，既没有被确认，也没有被询问。”

瓦莱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敦促伦敦警察局查清她的遭遇，但在2019年2月14日，他们宣布不会再采取进一步行动。瓦莱里通过妇女正义中心联系了HJA，并决定提起诉讼。“我意识到，我必须为自己的正义而战，”她说，“伦敦警察局的每一步都辜负了我。”

2020年9月，伦敦警察局与瓦莱里的民事诉讼案达成庭外和解，并向她支付了3.5万英镑的赔偿。但市政厅不承认任何责任，并拒绝了写道歉信的要求。不过他们表示将从瓦莱里的案件中吸取教训，并将其用于培训。瓦莱里则表示：“我并不觉得我赢得了什么。”

因犯罪而受伤的受害者通常可以向刑事伤害赔偿局（CICA）求助。但德尔蒙特表示：“由于警方的失误，瓦莱里甚至很难向CICA证明她是犯罪的受害者。因此，不幸的是，她在获得进一步赔偿方面存在着很多的困难。”

瓦莱里在被袭击前非常有活力，但这次袭击给她留下了脊柱神经损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两年来，她一直依靠拐杖行走，并需要持续对根部神经注射。她由于精神和身体健康问题一直在接受治疗。

“我每天都会想起它，”瓦莱里说，“它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想知道我是否还能正常走路。我无法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只能打车出行。受到如此严重的人身攻击，而且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瓦莱里断断续续地补充着：“它还毁了我的婚姻。”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

她在1月份与丈夫分居，并搬出了她们的家。在此之前，她不得不重新寻找住所，还有支付医疗费用。“就收入而言，当时（遇袭前）我正处于事业的高峰期，”她说，“现在我的工作大量地减少，薪酬也降低了。”

她会再去找警察吗？“不可能，”她说道“我不会再对自己这样做，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做。”

瓦莱里认为，警方今后应该培训更多专业的女警官。她希望自己的出发点是支持受害者和创见一个案件，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试图破坏它。

瓦莱里正在将她的生活重新整合起来，她说：“我性格中的一件事没有改变：你不会让我保持沉默。我只能希望，这可以产生一些影响。”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