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日报 沃克

“我觉得我应该是被强奸了，”卡米·杨一边哭，一边向电话那头的朋友说道。那是2017年7月的一天，她刚在曼哈顿的酒店房间里醒来，头脑昏沉，努力回忆着昨天发生的事。

但是，当卡米来到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说她被强奸了，并要求对她的案件展开调查时，检察官却表示拒绝。“当时我的感觉是，没人相信我，记得我在离开时哭了，很无助。”卡米回忆道。

同年10月，“我也是（MeToo）”运动爆发，大量像卡米这样的性侵受害者站了出来，诉说自己曾经的遭遇，并向警方提起诉讼，期盼着那些性侵者能得到法律的制裁。人们可能认为，转机就要到来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纽约市，“我也是”运动的实际效果似乎非常有限。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和女性受害者的叙述，“我也是（MeToo）”运动过后，该市刑事司法系统在处理强奸指控时的态度和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变得更恶劣了。报道称，与大约十年前的境况相比，2019年纽约市检察官办公室反而拒绝了更大比例的性犯罪案件。单看曼哈顿这一个区，当年49%的相关案件都未被检察官实际调查过，一直处于被无视的状态。

除了警方态度消极以外，受害者自身不主动起诉也是导致性侵犯现象频发的一大原因。这种情况在熟人之间尤其常见，以卡米·杨为例，她和犯罪者本身相互认识，而且案发时还喝了酒。

在调查这类性侵案时，检察官们为了获取犯罪证据，通常要付出更多时间精力。所以，在面临这个挑战时，很多检察官会直接选择放弃，拒绝展开调查。比如，雷切尔·莱瑟也是一名生活在曼哈顿的女性，她说，自己曾在酒店被前男友强奸，但这个案子最终却被检察官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审理。

就算法院审理了卡米的案件，法官考虑到二人认识，还喝了酒，也会认为不构成强奸罪。数据显示，在所有未被撤销的案件中，性侵案的定罪率远低于很多其他暴力犯罪案，在2019年的曼哈顿，性侵定罪率仅44%，而一级谋杀定罪率高达79%。

在曼哈顿，除了卡米以外，还有很多其他想要寻求正义的受害者也表示，检察官对其指控“不屑一顾”，甚至还“斥责”了她们。

小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 Jr.）就是这些检察官中的一位代表。面对公众严厉的批评声，万斯决定反击，委托一家名叫“AEquitas”的非营利组织对其办公室审理的性犯罪案件进行调查研究。去年11月，调查完成。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结果显示，万斯所在的办公室“有时确实没有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所以，其审理的部分案件可能的确没能获得完全公正的结果。”更细致地说，在某些案件中，检察官们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更多证据，并且，他们也本可以为犯罪者找到更多的罪名，以使其受到足够多的惩罚，抵消受害者所承受的折磨。此外，该研究通过采访还发现，这些检察官在搜集证据时，甚至“习惯性地不相信受害者所说的话”。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